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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个是政策法律法规暂时欠缺，首先我想说政策法律法规从不欠缺，我们只要按照上一代法规干就行了。只不过现在有很多动作按照上一代法规来干很累，于是按照上一代法规去干的过程当中还会解决一些意识上问题。于是在我们去年的D轮融资引入了中投国家主权基金当我们的股东，这样除了法规完全合规以外，从感知上也觉得你是一家国家主权基金投资的公司，这样合作起来就顺畅。

也就是说，在一些民生问题还没有得到更好解决的情况下，大张旗鼓改名字，很可能会给社会、给老百姓造成一种搞表面工程的印象。此外还有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，就是改名过程中的成本有多少？谁来承担？改名的标准是不是合理？不能把好经念歪了改名不是说把小区门口的字换了，换上新的就完了，这后面有一系列的事情，涉及成本的测算和负担问题。

同时，针对李洪元事件，业内也有另外一种看法。《环球时报》总编辑胡锡进支持以更加公平、合理而且有温度的方式彻底解决，不主张将这件事情过度上纲上线，用它来对整个华为进行道义上的否定。客观说，华为的管理总体上是比较科学的，综合效果也是比较好，但华为有十几万员工，其内部组织和管理结构注定是相当复杂的。“李洪元的遭遇其实是与华为某个具体部门的冲突，当然，华为公司没能及时作出反应，帮助这一冲突以更合理的方式化解，这反映了华为的管理是存在缺陷的”。

引人关注的是，嘉银金科在摘牌前还抛出了4亿元分红预案，而据媒体此前报道，“这项分红最大受益人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严定贵”。根据嘉银金科全年利润分配预案，截至2017年12月31日，公司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4亿元，货币资金余额为4.46亿元，流动负债余额0.99元。

事实上，考虑到中国的规模，哪怕没有对外接触，国内经济竞争仍足以继续推动发展。中国经济够大，能同时尝试各种不同的发展模式，却不用担心系统性冲击。鲜有经济体能做到这样，而这正是中国正在做的。中国在试验和调整适应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，不同城市间的竞争带来发展上的突破。中央政府如今正在培育更大的城市集群——如大湾区、长三角以及京津冀——作为进一步试验和竞争的平台。除此之外，中国还有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手段，中国领导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，相信自己能抵御外部对其政策的指手画脚。

河北：改名得先问老百姓答不答应“比如我们河北，在遇到一些‘老地名’需要更改时，我们会更尊重人民群众的想法。”6月20日，河北省民政厅地名规范处负责人表示，如果河北民政部门觉得某处地名需要更正，那么会先将其进行公示，假如群众反对的声音特别大，那就不会强行将其变更，“你说你要改，你得先问问老百姓答应不答应，同意不同意，是不是？”